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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高建群及陜北文化

2013-01-28 00:09:05 作者:未知 來源:榆林日報 網友評論 0

提起“匈奴”,人們就會想到那個和大漢民族作對了很長時間的馬背民族。他們生在高原,長在草原,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住氈帳,著長靴,一生騎在馬上,總是一個長驅就直逼長城腳下。我常想,漢民族的長城大概主要就是用來對付這個馬背敵人的,長城與匈奴,幾乎成了連在一起無法分離的組詞。
    某種意義上,“匈奴”這個詞是帶有貶義的,說誰是“匈奴”大概就帶有不開化、野蠻、粗鄙、好戰、悍勇的意味。可有一個人,卻將這頂桂冠帶在了自己頭上,只要是私下里作書作畫,題款總是“長安匈奴”。我們知道,幾乎一夜之間“匈奴”就煙消云散,不知所之。即使所幸存留一二,也早已恥提自己的民族背景,而混同于一個漢民族的普通一員而已。那這個人又為何呢?
    這個人本不為“匈奴”人,只因一部長篇小說《最后一個匈奴》轟動文壇,而自冠“匈奴”。此匈奴非彼匈奴也,民族的遷徙湮沒還包括漢語詞匯的擴展和衍漫,這個“匈奴”,人們也就習慣接受了。
    1993年,《最后一個匈奴》出版,隨之而來的是一股“陜軍東征”的勁風,這股勁風吹到了包括匈奴族曾經棲息和鏖戰了幾個世紀的鄂爾多斯草原,也吹到了因武俠小說聞名于世的金庸身邊,“我常常想,匈奴這么一個顯赫于歷史舞臺上的偉大民族,怎么說聲消失,就消失了,確實讓人迷惑不解”。
    18年后,“匈奴”又回來了,這次回來,匈奴不再叫“匈奴”,而改名叫《盤龍臥虎高山頂》——以電視劇的形式在央視八套上閃亮登場。說起改名,高建群先生說,“我在思考修改題目的時候,我就閉上眼睛,然后想像又回到那個年代的那塊土地上,眼前就浮現出了革命老區的陜北后生在黃土飛揚的山間唱起那個《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的場景‘高樓萬丈平地起,盤龍臥虎高山頂……’,我一下就覺得‘盤龍臥虎高山頂’就是我們要找的名字。這個名字來自咱們國家解放時期的陜北民歌。劇里面那么多的傳奇人物,那不真就是‘盤龍臥虎’嗎?”
    電視劇不同于長篇小說,它是綜合藝術,它可以盡情運用多種藝術手法去表現主題。劇里,自始至終,鳴響著一種陜北文化的特有形式——陜北說書。我們看到,每當劇情發展到高潮,人物命運出現陡轉時,這個蒼涼悲壯急迫的陜北說書聲音就會適時而生,它讓急迫的故事更加急迫,它讓險急的人物關系更加險急,它讓揪心的人物命運更加揪心,它讓觀眾期待的心理更加期待,還有那應情而至的琵琶之聲,真乃“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常能引來“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這是小說所做不到的,小說中,可以寫陜北說書寫陜北說書人以及說書的內容,但通體作為一種大的背景襯墊,是無論如何無法實現的,不知是導演的有意為之,抑或是作曲家的熟悉操作,這個陜北說書的或明或暗,或背景或閃回,招之即來,揮之即去,貫穿于全劇始終,實在是太妙了。它沒有成為贅肉,為表現陜北文化而有意地忝列上去,它完全就是劇情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當時當地的陜北,由于偏遠閉塞蠻荒落后,這種口口相傳的獨口藝術成了人們娛樂的唯一媒介,不管是農閑農忙,總有一枝竹桿牽著一個盲人身背一只琵琶行走在白天的羊腸小道上,到了夜晚,一孔擠滿老旱煙味的窯洞里就會傳出那只低沉蒼老的琵琶之聲夾著厚重凄涼的瞎子之音,它會打破山村千百年來的寂靜,它會連接山內山外上下幾千年的歷史和莊里莊外眼下發生的現在。陜北說書本是一種獨口形式,是一個說書人通過一把琵琶一只綁腿翹板就可以將一個故事完整而繪聲繪色地表現出來。它的繪聲繪色不是摹聲摹色,而是用節奏和音色音調通過急緩快慢變形地傳達給聽眾。還記得一個韓起群的名字曾和共和國領袖坐在一條板凳上拉家常,曾為棗園窯洞的那幾個院落里日夜忙碌的人說唱《劉巧團圓》。這些年,寫陜北鬧紅以及延安紅色革命的電視劇多了,但老覺得離當時真實的陜北隔了許多,為什么?因為導演和作曲家對陜北文化的理解還停留在理論的表面層次上,未能深入骨髓地真正進入陜北文化內里。《盤龍臥虎高山頂》的導演延藝本身就是陜北人,小時候就在陜北度過,那些兒時的窯洞傳出的琵琶和聲的陜北說書,在記憶深層里總是熾熱地奔突著,一旦遇到突破口,哪還不噴涌而出?原著者高建群雖然生于臨潼,但一歲時即隨父母到了陜北,可以說他是無論關中不知長安而更曉陜北了。還和一般電視劇的原著者不同的是,高建群自始至終參與了這部劇的改編和拍攝,原因就是他對這部劇的深愛和期待轟動的終極目標,他堅信自己原著的分量,尤其堅信這塊土地的厚大博深和“盤龍臥虎”。他的參與,是這部劇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對陜北這塊土地的熟悉以至鐘愛,使他常常“回望陜北”,即使離開陜北住到了西安,可他的情感常常將他的目光拉回這塊土地。僅去年一年,他說,曾經八次到過榆林,為了這部劇。
    從小說到電視劇,還有一個典型的陜北文化現象——陜北剪紙不能不提,《最后一個匈奴》就是從這里出發的。1979年的一次陜西作家創作會上,高建群受到一位女知青臧若華關于一個陜北剪紙女孩故事的啟發。女知青說,她偶然發現一張陜北剪紙,覺得具有“畢加索的立體藝術風格”,于是開始查訪這個剪紙小女孩,在一次返回插隊村莊的路上,偶然一個行乞的女子,便給她買了碗高梁面和一碗饸饹羊腥湯,一大碗面卻將女孩吃得撐死了,還沒想到的是,她就是那個千方百計尋找的剪紙女孩,這個凄美的富有陜北藝術之美的故事啟發了高建群,《最后一個匈奴》就開始跋涉。
    女人與剪紙——是陜北文化特定的組合現象,小說和電視劇里,將這個最富于陜北特色的意象加在主人公白玉娥身上。這個集俠膽與溫柔、智慧與賢良、恨愛與敢為于一身的陜北女子,時時以陜北剪紙和她的性格,或明或隱或顯或暗地疊加在一起,成為一種陜北女子與陜北文化無法剝離的意象疊影。這是藝術追求上的最佳效果。在我們之前接觸到的藝術里,為了表現文化,為了顯示深重,往往將一種文化現象生硬地加在人物身上,人物往往為文化所累而直不起腰,文化不為人物接受而像別人強披上去的一件外衣。而小說和劇中的白玉娥卻自然自覺地剪著她的每一幅剪紙,剪紙成為她的化身,也成為她傳情達意的特定指代,她煩悶了剪,高興了剪,不剪不足以達情,不剪不足以知意。某種程序上,也成為小說與電視劇情節與劇情轉換的紐接點,它上牽一個事件的結尾,下牽一個故事的榫頭,巧妙地將人和事、物和情鉚接在一起,成為不可或缺的過渡與承接。
    陜北嗩吶,已經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被國家名錄所納。在《最后一個匈奴》小說和《盤龍臥虎高山頂》電視劇里,幾次出現轟轟烈烈的嗩吶吹奏現象,那大紅大紫的嗩吶纓子,那頭包三道道藍羊肚子手巾鼓起腮幫子吹奏的嗩吶手,那朝天而向吹得山搖地動的千古聲音,不管是哪里的觀眾,都會知曉這是陜北文化的一種典型現象。它的出現是人物命運走向轉折的
    特定標志,第一次是黑大頭和白玉娥的結婚場面,也是兩個主要人物——白與黑對接并走在一起的表征,作者在結構這兩個人物時是頗費心思了的,白與黑,本來是顏色的兩極,也是事物的兩極,將這一兩極的人物榫接在一起必然會引發一系列的矛盾。他們之間的沖突是命定的,但只有沖突才能在矛盾中求得一致,在斗爭中走向和諧。包括張三和李四,這兩個人物的姓名也是陜北人日常口頭語中對任何一個人物的通稱,放在這兩個人物身上,也是典型化中個性的集中體現。第二次嗩吶的出現是趙半城過壽的日子,這個日子,將膚施城里的各色人等全部牽出亮相,而且在表現的熱鬧場景中醞釀著暗地里的各色陰謀,熱鬧與冷寂、奢侈與恓惶、奉承與奸佞、陰謀與諂媚,都在這一時刻于紅火的嗩吶聲中完成。還有第三次的娥子與劉蝎子的結婚,第四次……嗩吶不是有意嫁接上去的,是故事和劇情的需要必然牽出來的,陜北文化中人生最大的生活場景包括出生(滿月)、結婚、死亡都和嗩吶的出場命定地連接在一起,不管是正常的非正常的,不管是高興的或是哀傷的,這種特定的文化現象都會不期然地出現,它有些時候是不以被接受者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如楊作新與燈草的結合,對揚作新來說他是不情愿與被迫的,他是不希望代表喜慶的嗩吶在這個時候登場的,但文化的強大力量還是牽引著嗩吶閃亮地登場了,這就是文化,文化的傳承以及影響力的巨大早已將個人的情感忽略不計或拋之腦后了。
    語言,是文化的核心。陜北方言是最能表征陜北文化的核心要素。現在的電視劇里,除了領袖人物和重要歷史人物講方言外,其余一律是說普通話的。而《盤龍臥虎高山頂》里,很多人物卻是說陜北方言的,而且,幾乎所有的人物都會說一個陜北人最常說的詞“甚”,這,最大程度地拉近了和觀眾的距離。想當年,延安鬧紅的日子,陜北方言像如今的普通話一樣被人們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人們覺得鼻音濃重的陜北方言親切好聽,像唱信天游一樣有那么一股味道。
    支撐這些文化現象出現的還有另一種文化現象——陜北特有的地理地貌,畫面中出現最多的,一是乾坤灣,一是紅石峽。乾坤灣是黃河上的奇觀,是中華母親懷抱中的一幅天然杰作,它也是中華自身宗教文化——太極圖的大地再現,它在有意無意地向我們表征,陜北文化不僅是一種區域,還是一種黃河文化華夏文化的核心區域。紅石峽的地貌特征則足以代表陜北的地理特色,它的一水中分,它的石窯石匾,它的砂石相間,都是陜北地貌的縮影。除此之外的山壑溝連,峁梁串接,都是陜北地理的平常和不平常的呈現。
    當然,最值得一提的,還是陜北民歌現象的一以貫之的穿插。然,這種現象在其它小說以及電視劇里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而且由于用之過濫,反倒有畫蛇添足之嫌,我在這里就不單獨再贅。
    《盤龍臥虎高山頂》的制片人幾年前曾經說過,“三年來,三位編劇五度修改劇本,至今還在修改中,如何保持作品深邃的思想內容,如何保持其陜北特色,是對我們的極大考驗。”從現在看,不負編劇苦心,這些在電視劇中都達到了。在小說中,那是先前就早有了的東西,它的彌久不衰歷久愈鮮的分量也正是體現在這些含量中。
    作品的厚重,主要體現在文化里。如何表現文化,則是難中之難的一件事。《最后一個匈奴》發生在陜北,陜北文化成了它無法繞開的一個載體。
    真實的匈奴早已一去而不返了,但“最后一個匈奴”的身影卻依舊徘徊在陜北以至全國大地上,這一次,他又騎著他的高頭大馬披戴一身盔甲從鄂爾多斯高原上向長城“逼近”。
    而我們的“長安匈奴”此時正坐在他去年新置的工作室里,執起毫管,在紙上涂抹《最后一個匈奴》和《盤龍臥虎高山頂》中的人物,而且已集成幾十幅,正準備著以一個畫冊的形式向人們作重新的展示。

關鍵詞:匈奴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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